自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工业化以来，中国工业化大致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经过160余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比较先进的现代工业国，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并已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历史经验表明：必须坚持中国党对中国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领导；必须既要遵循世界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又要注意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必须把发挥比较优势与打造竞争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必须根据工业化发展阶段和任务的变化不断优化完善经济体制机制，调整优化发展战略；必须坚持绿色低碳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工业化与生态环境的兼容性。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工业数字转型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
自洋务运动以来，实现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一直是大批中国有志之士孜孜以求的梦想和奋斗目标。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工业化发展十分缓慢，发展成果寥寥。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才真正进入发展快车道，一大批现代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渐强地发展壮大起来，中国也因此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世界工厂，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初具现代化特征的产业体系与经济体系，发展成就独一无二、举世瞩目。当前，中国已迈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在这种背景下，回顾一下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化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全面总结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伟大成就与重要历史经验，以为新时代顺利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自从1860年代洋务运动开启中国近代工业化以来，中国工业化发展已历160余载。总的来看，这160余年的工业化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近代工业化发展阶段（1860S—1949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发展阶段（1949～1978年）、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的工业化发展阶段（1978—200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阶段（2001—2012年）和新发展理念下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阶段（2012年以来）等5个主要发展阶段。
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改变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办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工矿业和军事工业，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先河，史称“洋务运动”。1861年，曾国藩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军事工厂——安庆（又称安庆内）。1872年，李鸿章开办中国近代第一家民用工厂——开平矿务局。从19世纪60年代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的整个洋务运动期间，由中国人自办的工业企业有船舶机器修造厂27家，机器缫丝厂97家，机器棉纺织厂8家，其他轻工业工厂47家[1]。总的来看，洋务运动时期的近代中国企业数量少，规模小，效益差，管理体制十分落后。
20世纪初，内忧外患交困之下的晚清政府为发展工商实业又推出了一些改革新政。如颁布《商人通例》和《公司律》，承认民营工商业的合法性，并从法律上正式确立了公司制度。这些改革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各界投资实业的热情，催生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一个小。1901—1911年，中国新设厂矿386家，所涉行业扩展至纺织、食品、矿冶、金属加工、水电、卷烟、造纸、火柴、玻璃等多个部门，所涉地区遍及江苏、浙江、湖北、广东、山东、新疆等多个省份[2]。
辛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出现了两次小。一次是1912年至1921年。在此期间，中国境内新开设民族资本企业794家，资本总额32182.7万元，工业产值年增长速度达到13.8%[3]。1920年6月，第一艘国产万吨级运输舰“官府”号成功下水。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①。另一次是1927年至1936年。在此期间，中国华商纱厂纱锭数从201.8万枚增加到274.6万枚，线台，水泥产量从30.6万吨增加到40.5万吨。同时，一批新兴民族工业如制酸、制碱、化肥、橡胶等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4]。
①这是江南造船所为美国建造的4艘万吨级舰船的首艘，其他三艘舰船分别是“天朝号”“东方号”和“震旦号”。
总的来看，虽然这一时期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先河，引入了公司制等近代工业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但由于落后制度的羁绊，中国工业化发展进展十分缓慢，工业化水平低，结构也极不合理。到新中国成立之年的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6元，主要工业产品如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不足当时世界钢产量的千分之一[5]。在结构上，当时中国社会总产值的90%为农业，工业产值只占10%；工业结构中轻工业所占比重90%以上，机械工业所占比重不到10%[6]。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恢复被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着手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工业化进程。一方面，没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建立社会主义国营工商企业和国有银行；另一方面，颁布《企业暂行条例》《关于在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等有关文件，鼓励和扶植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经过3年的努力，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建设获得了新的发展。1952年和1949年相比，全国国民收入增长40.0%，工业总产值增长44.8%，钢铁、水泥和布的产量分别增长7.5倍、3.3倍和102.6%[7]。
在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并获得新的发展的基础上，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导，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一五”时期（1953—1957年），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建设156项重点工程，带动新建大中型工矿企业921个[8]。一大批现代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高级合金钢冶炼业等，在“一五”时期陆续建立起来。经过5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经济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与1952年相比，1957年全国工业产值增长了128%，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如矿山设备增长了28倍多，钢产量增长了近3倍（见表1）。同时，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产值的比重也由1952年的46.9%上升到1957年的56.7%。
但由于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缺乏科学的认识，1958—1960年间，中国发动了“”，出现了“以钢为纲”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扰乱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和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使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遭到重大损失。1960年与1957年相比，工业基本建设形成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了24.6个百分点，全民所有制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了20%，每百元工业产值的生产费用上升了10%，每万元工业产值的电力消耗上升了37.6%，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30%以上[9]。为了摆脱困境，改变被“”破坏的、正常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1961年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规模，关停了一大批效益差、消耗高的工业项目。经过调整，被“”严重破坏的各种比例关系开始趋向协调，工业和经济重现增长态势。到1963年，GDP和三次产业全面恢复增长，全国GDP增长10.3%（上年-5.6%），第二产业增长14.5%（上年-10.6%）。到1965年，基本上扭转了“”和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年）造成的困难局面，中国工业和国民经济开始重新走上比较健康的发展轨道。
但这种好转的局面没有持续多久，就被1966年夏天开始的“文化大”破坏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良好势头再次出现大的挫折。1967年全国工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15.1%；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8.2%。之后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恢复，1969和1970年连续两年全国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均超过30%，GDP增速达到两位数。但是，由于运动的干扰和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全国工业和经济增长速度在大起大落中发展相当缓慢，即使在粉碎“”、结束十年内乱的1976年，全国GDP仍比上年下降1.6%，人均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更是比上年分别下降3.1%和2.4%。直至1978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才开始再次走向正轨。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于调整地区经济布局和备战的双重考虑，从1964年开始，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次年就安排大中型项目187个，投资金额42亿元（约占当年全国总投资的1/3弱）。三线个省和自治区，累计投入资金2050余亿元，建设了包括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贵州六盘水能源工业基地、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工业基地等在内的大、中型骨干企事业单位2500多个，初步改变了中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不合理工业区域布局状况。到1975年底，三线省区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965年的32.9%上升到35.3%；工业总产值占比由22.3%提高到25%左右。全国将近1500家大型国营企业，40%以上已布局到三线年间，内地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由37%提高到近40%，提高了约3个百分点[10]。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通过50年代的156个重点项目、60年代的三线建设布局，许多现代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建立起来了，中国也因此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的区域布局明显优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中国工业的国际地位大为提升。譬如，从1949年至1978年，中国的钢产量由世界第26位上升到第5位，煤炭产量由第9位上升到第5位，原油产量由第27位上升到第8位，发电量由第25位上升到第7位（见表2）。但是，由于在经济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发展战略上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的微观经济主体缺乏活力，工业发展的效率低、效益差，重工业所占比重过高，消费资料工业和农业发展滞后，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供应长期处于短缺的紧张状态。
为了解决消费品不足和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的问题并提高工业化发展效率，从1978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工业化发展战略进行重大调整，放弃了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转而实行改革开放和优先发展轻工业的政策方针。这种改变首先从农业、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18位农民自发进行“大包干”尝试得到中央支持后，中国从1982年至1984年连续下发了3个中央1号文件，承认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合法性，提出发展乡镇企业，搞活农村工商业的指导意见②。为了加快轻工业的发展，改变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状况，国家对轻工业发展采取了原材料、燃料、动力供应等“六个优先”的政策支持[11]507。这些举措促进了农业和轻工业进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从1978年至1984年，全国GDP增长69.6%，其中农业增长52.6%，轻工业增长1倍，人均GDP增长56.3%[11]884。从1984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对内搞活经济、对外扩大开放，加快了以城市为重点、以增强企业活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开启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1984—1992年，全国GDP增长1.1倍，年均增速9.5%；工业增加值增长1.5倍，年均增长12.3%。
②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名字为《全国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该文件正式承认包产到户合法性。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名字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该文件要求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名字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该文件要求发展农村商品生产。
1992年南方讲话中“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以及党的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业化进程进入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此后，以股份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改革相继完成。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改制、改造、兼并联合的改革有序展开。根据中央的改革部署，石油、石化工业实施产业大重组，按上下游、内外贸、产销一体化运行机制成立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航天工业则战略改组改造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2017年更名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这些改革举措极大地激发了经济发展活力。随着深圳、厦门、上海等地以改革为导向的各类经济区、工业园区的不断设立，中国的基础工业、加工工业发展迅速，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呈现高增长态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经受住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继续向前推进。2001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9%。而同期美国和日本分别为-3.8%和-7.4%。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成效较大，许多工业部门实现了从小到大的跨越。这期间，全国GDP增长了7.2倍，人均GDP增长了5.2倍，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1.0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国际地位明显上升。1985年，水泥产量跃居世界第一；1987年，煤炭产量跃居世界第一；1988年，电视机产量跃居世界第一；1996年，化肥和钢产量双双跃居世界第一。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的提升乐鱼官方网站，工业产品的市场供求由长期短缺转向相对过剩，中国也因此告别了短期经济和票证制度时代。同时，对外贸易的规模也迅速增长。1978—2001年，全国进出口贸易增长23.7倍，年均增长15.0%。同时，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工业制成品只占50%，2001年已上升至90.1%。到2001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已超过900亿美元，在各类出口产品中居第一位。但与此同时，由于增长方式粗放，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兼容性还比较差。如：2001年，中国万元GDP能耗为11.64吨标准煤，是同期日本的6.6倍，德国的4.5倍，美国的3.7倍，巴西的2.4倍，印度的1.2倍[12]。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阶段（2001—2012年）
进入21世纪后的头一件大事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工业化发展开始更深入、更广泛、更便利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之中。同时，由于发展方式粗放，重工业所占比重长期居高不下，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已难以为继，客观要求走出一条既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也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在这种背景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被提上议程。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力争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相对于传统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更加强调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发展，更加强调提高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科技贡献率，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快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积极推进对国有大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大力发展个体、企业等民营经济，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业领域。2007年10月，党的提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大命题，强调把经济增长动力转变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和三次产业协同带动上，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密切关注危机的发展态势及其对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与冲击，审时度势地采取了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实行结构性减税，实施钢铁、有色、纺织、汽车等10个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等一揽子重大举措，保住了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态势。2010年，全国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0.4%和12.1%，重新上升至两位数。上述逆周期的积极干预政策措施对于保持工业化的平稳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工业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工业大国地位逐步建立并不断巩固，为向工业强国的迈进打下了坚实基础。从2002年至2012年，中国GDP增长1.94倍，人均GDP增长1.77倍，工业增加值增长2.19倍；GDP占世界的比重从4.2%上升至9.7%，GDP的世界排名从第7位上升至第2位；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从7.8%上升至20.1%，世界排名从第三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一位并保持至今[13]。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发展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也不是很合理，尤其是农业基础依然还比较薄弱，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仍然还比较大。
2012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发展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阶段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国际来看，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开始出现并呈加速发展之势。
在这种背景下，201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对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做出进一步的设计和部署，要求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实现工业发展由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的转变。“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工业化进入新型工业化发展阶段。此后，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工业化理论认识越来越深刻，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等15个方面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系统全面的战略谋划和部署，为新时期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坚强的体制保障。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并且明确提出新时代推动新型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会议同时指出，在“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特别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要把创新引领作为第一动力，协调作为内在要求，绿色作为重要表征，开放作为重要支撑，共享作为本质要求。新发展理念进一步科学回答了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新型工业化以及怎么实现新型工业化这个世纪难题，为中国新型工业化实现更高质量、更加有效率、更加可持续、更加安全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会议指出，要把创新驱动作为引领新型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着力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
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协调推进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力争到2035年，全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总的来看，党的以来，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取得显著成就。2021年，全国GDP达到114.4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77.0%，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比2012年提高7.2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达到37.2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70.2%，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上升至29.1%，比2012年提高9.0个百分点[14]。主要工业产品特别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产量快速增长。2021年，全国集成电路产量达到3594亿块，比2012年增长361.0%。乙烯、房间空气调节器、化学纤维、发电量、十种有色金属等工业产品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见图3）。尤其可喜的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2012年至2021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从12552辆增加到354.5万辆，增长281.2倍；工业机器人产量从2.3万台增加到36.6万台，增长14.9倍。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2021年，全国单位GDP能耗比2012年下降了26.4%。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农业国发展成为比较先进的现代工业化国家，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伟大成就。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落后的农业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过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工业化，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快速工业化，中国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从1952年到1978年，全国GDP从679亿元增长到3645亿元，世界排位从第13位上升至第10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更是得到极大解放，在工业化的拉动下经济迅速增长，经济总量迅猛扩张。1986年，全国GDP超过1万亿元，1991年超过2万亿元，2000年超过10万亿元，2012年超过50万亿元，2020年超过100万亿元，2022年达到121万亿元（见图4）。从1978年至2022年，全国GDP增长了25倍，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平均增速的3倍多。2000年中国GDP超过意大利，跃居世界第6位；2005年超过英国和法国，跃居世界第4位；2008年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3位；2010年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2021年，中国GDP和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分别达到18.3%和29.1%，比1978年分别提高了16.1个和25.7个百分点。人均GDP由1978年的228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12551美元，名义增长54.8倍，人均GDP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3）。中国也因此从长期以来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上中等收入国家，接近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国家财政实力也大为增强。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只有62亿元，1978年上升到1132亿元，2010年上升到129143亿元，2022年上升到203703亿元③。外汇储备状况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2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1.39亿美元，1978年缓慢升至1.67亿美元，2022年上升至3.13万亿美元，连续17年稳居世界第一位。
资料来源：GDP、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根据联合国统计局数据计算，，人均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③2022年以前的国家财政收入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2022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产业和经济体系的现代化程度明显提高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还是一个经济落后且产业结构十分畸形的国家，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工业部门十分单一，只有采矿业、纺织业和少数简单的加工业，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既不完整也不合理。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发展，中国三次产业均长足发展，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强化，工业持续快速增长，服务业迅速发展壮大。1952—1978年，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了3.6%、8.4%和4.9%，1978—2021年年均分别增长了4.4%、10.2%和10.1%。2021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83085.5亿元、450904.5亿元和609679.7亿元。三次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50.5︰20.8︰28.7调整为1978年的28.4︰47.9︰23.9，2021年进一步调整为7.3︰39.4︰53.3。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自2009年以来已持续稳定在10%以下，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自2015年以来已持续稳定在50%以上，产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目前，中国已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尤其在工业体系上，经过70多年的发展，当前中国工业已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中心[15]。2021年，全国原煤产量为41.3亿吨，比1949年增长127.9倍，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增长65.5倍；钢产量103524.2亿吨，比1949年增长6551.2倍，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增长1120.6倍；水泥产量23.8亿吨，比1949年增长3600.9倍，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增长1037.1倍；金属切削机床60.2万台，比1949年增长375.0倍，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增长110.4倍（见表4）。电子信息产业等产业从无到有，快速发展壮大。2021年，全国移动通信手持机产量达到16.61亿台，比2000年增长30.7倍；微型计算机设备达到4.67亿台，比1990年增长5686.2倍；集成电路3594.4亿块，比1978年增长11980.2倍。
同时，中国产业的发展层次也极大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升级，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等传统产业不断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技术改造升级，整体面貌脱胎换骨。重大装备国产化水平不断提高，无人驾驶电动拖拉机、骨科手术机器人、五轴联动加工中心、8.8米超大采高智能化矿山装备、1000兆瓦级超临界火电机组、700兆瓦及以上水电机组、1000兆瓦级核电机组等发电设备，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电成套设备、±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成套设备、智能电网用输变电成套设备等输变电设备，年产千万吨级大型炼油厂设备，日产4000吨大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万吨级合成氨、百万吨级钾肥等大型成套技术装备均实现了国产化。新兴产业快速崛起，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迅速。移动通信、语音识别、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盾构掘进装备等跻身世界前列，集成电路制造、C919大型客机、高档数控机床、大型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等加快追赶国际先进水平，龙门五轴机床、载人深潜等装备填补多项国内空白，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互联网+制造业”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16]。目前，中国在5G、高铁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电子商务等领域已处于世界领跑地位，稀土新材料、生物药物、航空航天、智能家居、云计算与大数据云服务、人工智能、信息安全和物联网等产业已处于与发达国家并跑的发展阶段。[17]与此同时，还处于跟跑阶段的产业不仅数量大为减少，而且其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极其薄弱，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均受到很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突飞猛进。能源生产能力由弱变强，终结了“贫油”“缺电”的历史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的严重瓶颈制约，供给能力显著增强，为工业化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2021年，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到43.3亿吨标准煤，位居世界第一，比1949年增长2000余倍，比1978年增长5.9倍。主要能源中，从1949年至2020年，原煤由0.32亿吨增加到39.0亿吨，原油由12万吨增加到19477万吨，发电量由43亿千瓦小时增加到390158亿千瓦小时。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发展日新月异，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对新型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显著增强。截至2021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07万公里，比1949年末增长5.8倍，高速铁路从无到有，2021年末营业里程达到4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公路里程达到528.07万公里，比1949年末增长64.5倍，高速公路从无到有，2021年末通车总里程达到16.91万公里，是美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的约2倍，俄罗斯的4倍多；输油（气）管道里程达到13.12万公里，比1978年末增长14.8倍[18]。
一大批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从无到有，发展成效更为显著。高速、移动、安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和4G、5G网络。截至2021年末，全国光缆线万公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到10.2亿个，分别是2012年的3.7倍和3.2倍。2021年末，中国光纤接入（FTTH/0）端口占互联网接入端口的比重由2012年末的22.7%升至94.3%，4G基站占比提升到59.2%。同时，5G网络建设快速推进。2021年末，中国累计建成并开通5G基站142.5万个，5G基站比重达14.3%，全球占比超过60%，5G移动电线G网络已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城区、超过98%的县城城区和80%的乡镇镇区。上述新型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对中国工业化发展培育新动能、新业态、新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19]。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落后，科研人员稀少，科技机构寥寥无几。至新中国成立初，全国科技人员总数不超过５万人，科技专门机构仅30多个。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自力更生发展科技和国防事业，科技机构逐步增多，科技队伍逐步壮大，并取得了“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果，但科技发展的总体水平仍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深入实施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一系列重大科技计划出台，产学研结合不断强化，科技领域投入持续增加，带动创新产出不断扩大。2021年，全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27956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44%。202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55%，接近OECD国家平均水平[20]。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扎实推进，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
在科技力量和科技投入不断增长的支撑下，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大为提高，重点领域科技创新连续取得新的重大突破。铁基超导、量子信息、干细胞、合成生物学等基础前沿研究涌现出一系列重大原创成果，超级钢、大飞机、第三代核电、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深地工程、超级计算、国防军工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专利申请授权明显增加。2021年，国内外专利申请授权量460.1万件，比2012年增长2.7倍。截至2021年末，全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359.7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7.5件[16]。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也稳步提升，2012年排名第34位，2021年排名上升至第16位，2022年排名再度上升至第11位。
新中国成立前，建立在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相当孱弱，就连一些简单的日用消费品都不能生产，结果中国国内市场上“洋布”“洋火”“洋灰”“洋铁”“洋钉”等形形色色的洋货泛滥成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战略机遇，在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过程中不仅在国内市场上实现了进口替代，而且大踏步“走出去”，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极大拓展，产业国际竞争力有了显著提高。
首先是贸易大国地位日益巩固，贸易结构的不断改善。从贸易规模看，从1950年至2021年，全国进出口额由11.3亿美元增加到60501.7亿美元，增长了5300多倍；出口额由5.5亿美元增加到33630.2亿美元，增长了6100多倍；进口额由5.8亿美元增加到26871.4亿美元，增长了4600多倍。2009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位。2013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从2012年至202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占世界的比重从10.4%提高至13.5%，提高了3.1个百分点[21]。从贸易结构看，1980年，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商品总额的50.3%，工业制成品只占49.7%。而到2021年，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95.8%，初级产品的出口占比已下降至5%以下（见表5）。从反映产业国际竞争力强弱的贸易专业化系数变化趋势看，中国多数工业行业的贸易专业化系数已大于0，且不少工业行业的贸易专业化系数在2012—2021年间呈上升趋势。以有色金属为例，由于产品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提高，中国制造的精密铜管、高铁铝材等已在国际市场形成品牌影响力，航空钛材、铝材等也已经走向世界，高档CTP版基、铝易拉罐罐体料、电容器用高压阳极箔等高端民用产品已开始出口到国际市场。
其次，“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的步伐不断加快。在新中国成立前直至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资金匮乏，技术和管理落后，中国工业化发展在对外关系上，主要表现为资金和技术单向流动。清政府晚期和中华时期，中国工业化发展主要依靠向西方列强借款和引进生产设备来勉强支撑。新中国成立之初，主要依靠苏联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建设了156项重点工程，搭建起了工业化的基本构架。改革开放之初，主要是依靠引进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来推进工业化进程。近年来，随着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中国的对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在对外关系上从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单向资金和技术输入转变为输入与输出并行的双向投资和双向技术交流。2000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只有9亿美元。2021年上升至1452.8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160.3倍。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比重从2000年的0.1%提高到2021年8.5%，2020年曾达到19.7%（见表6）。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国内优势企业和优势产能“走出去”进行跨国经营和国际化布局的步伐明显加快。资料显示，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境外合作工业园区项目稳步推进，一大批园区凭借自身优势迅速发展。如：中白工业园、泰中罗勇工业园、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区、中柬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中国埃及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中国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等等。截至2021年末，中国对外投资的范围已经遍及全球189个国家（地区），设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4.5万家，涉及行业涵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大类。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万家，当年开展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3亿美元。截至202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7851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7%，投资存量的世界排名上升至第3位。中国在推进经济全球化、加强国际经济多边合作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工业化之所以发展速度迅速，发展成效显著，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中国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路线、方针和政策，找到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方略，因而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走完西方先发工业化国家用二三百年才走完的发展路程。具体而言，中国工业化发展有如下主要历史经验。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建设顺利发展的基本经验，是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铸就辉煌的根本保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中国工业化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党始终是推动工业化向前发展的领路人和定海神针。在清政府晚期和中华时期，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水平相当之低。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从此走上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正是党中央及时采取了建立中央一级和各大行政区的工业领导机构，加强对工业复产工作的组织领导，派遣大批有领导经验的干部到各厂矿企业担任领导职务，组织领导厂矿企业的复产工作，号召全体工人、技术人员发扬主人翁精神，全力投入恢复生产、重建工厂和矿山的工作来，才使得被战争破坏的厂矿企业迅速复产稳产增产，使被中断多年的工业化在新的起点上重新上路，快速发展[22]。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才建立起相对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善了中国产业的区域布局状况，奠定了工业化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我们党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断改革完善农业、工业和国民经济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不断调整优化工业和国民经济结构及区域经济布局结构，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链与价值链升级，才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中心。党的以来，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发展阶段的演变，从战略与全局的高度，做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乡村振兴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贡献了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中国工业化的一百多年发展历程充分说明，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工业和国民经济大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基石，在建设世界制造强国和走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
工业化是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的发展过程。从世界二百多年来工业化的发展历程看，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工业化有其一般的发展演变规律。这些一般规律体现在：在生产组织方式上，工业化过程中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相继被机器大生产、自动化生产和数字化、智能化生产方式取代；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现代市场经济取代，工厂制度和社会化大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方式。在结构上，工业化是一个急剧的和长期的经济结构转变过程。在工业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趋于下降，工业进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将趋向提高，并由此派生出就业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城乡人口分布结构的巨大变化。在效率上，工业化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提高的过程，工业化的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23]2-3。世界工业化发展上述一般规律，中国工业化也是需要遵循的。否则，工业化发展就会走弯路。如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把工业化局限于城市，把农民禁锢在农村，并用户籍制度来防止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结果城镇化发展十分缓慢。而由于城镇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最终也妨碍了工业化的顺利推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打破了城市——工业、乡村——农业泾渭分明的界限，发展乡镇工业，并逐步取消了限制人口流动的不合理政策，改变了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状况，促进了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化一体化发展，提高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性，加速了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
同时，工业化发展也要注意中国的特殊国情，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由于世界各国在制度、历史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这些差异，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选择也必须符合本国具体国情，而不能照搬他国经验。否则，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就会走弯路。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是超大人口规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独特性。
第二，中国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是极大压缩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及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同步进行的，其协调难度之大和任务至之繁重前所未有。
第三，中国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坚持共同富裕的大方向是中国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既有工业化和现代化范式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第四，中国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的关键在于在遵循工业化和现代化共性规律和后发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前提下，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开创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就是立足于当时特殊的国内外形势，在确保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夯实国防和军事力量，为改革开放后快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基于当时已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拥有质优价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的国情背景。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虽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奋斗，中国已基本实现工业化，已拥有开启新征程的雄厚物质基础，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国情背景。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补短板、强弱项、树标杆，推进产业基础现代化和产业链高级化，解决好产业、区域和城乡发展上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根据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提高配置资源效率的首要要求，是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状况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发挥比较优势是企业和产业自生能力基础。作为发展中国家，就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来说，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力。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成功之处在于充分发挥了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将主导产业由重工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轻产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解决了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道路，全国基本建设投资50%的份额投向了重工业，期冀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到1978年，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高达57%，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格局已经形成，但是，从就业结构的角度看，一、二、三产业之间71：17：12的比例关系显示出中国仍属于农业国家[24]。不仅如此，长期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得工业经济发展缓慢，产业国际竞争力难以提高，经济效益十分低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利用低价格要素的比较优势，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迅速提高了生产能力和市场份额，中国也因此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和工业大国。在新时期新阶段，加快推进中国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仍然需要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并在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逐渐消失之前培育新的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不仅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利用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同时也要注意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集中优势资源和优势力量，在某些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链环节与关键材料上积极打造竞争优势和独门绝技，使中国在技术和产品受制于人和被卡脖子的格局一时还难以改变的情况下，中国能拥有自己的杀手锏，增大美西方国家与中国“脱钩断链”和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的成本和风险，确保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避免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进程受阻。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根据工业化发展阶段和任务的变化，适时改革完善经济体制机制，调整发展战略，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经济一穷二白，底子薄、基础差。同时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又妨碍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为了迅速推进工业化，加快经济发展，在1952年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中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重工业优先的倾斜式发展战略。这种体制和发展战略在其初期，客观上起到增强社会主义工业化物质基础的积极作用，中国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使许多重要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发展起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的日趋复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统得过宽过多过死、经济微观主体缺乏活力、经济运行效率低、效益差的弊端日益显露，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对内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创新，逐渐放开了传统计划体制对各种资源、要素、组织力量的束缚，注意发挥市场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积极作用，对外允许引进外资、外企并为之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与自由贸易区。这些改革开放举措极大地加快了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党的以来，针对工业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藩篱日益显现的问题，中国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等系列改革开放新举措予以应对，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使中国在2020年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新时期、新征程，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根据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和发展阶段变化对经济体制机制和发展战略进行不断的调整与完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历史条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的制约，更由于没有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生态环境的全面价值，中国工业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甚至是先污染、不治理的发展道路，结果在工业化和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资源消耗过多、环境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沉重代价[25]。汲取国内外工业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解决好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将绿色集约的生态文明理念融入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党的将生态文明纳入经济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开辟了一条以绿色低碳发展为主线的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提出要“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发展，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为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落实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实践中，中国还颁布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等系列文件，描绘出了以节能、降碳为主线，以支持绿色制造产业核心技术研发为重点，“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绿色产业体系”这样一种螺旋上升的工业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兼容的发展路径，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环境友好性和可持续性[26]。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双碳”目标对中国在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借鉴历史经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习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为引领，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主要抓手，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布局，提高工业化和现代化与生态环境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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